辨病与辩证相结合，用通治方治疗瘟疫的理论依据

瘟疫是中医对传染性强、可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被称为“五疫”。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总结其发病原因因为感受到了天地之间独特的异气，也被称为疠气、杂气、戾气。

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历代医生一致认为，这类疾病具有传染性强、发病急、传播速度快、症状相似、危重死亡频发的致病特点。此外，同一瘟疫的致病特征、病程演变和临床表现高度相似，常呈现群体性疾病，即黄帝内经所说的五疫之至，易感染，无大小，病情相似。

中医诊疗始于“辨病”。《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辨证体系，也是中医疾病辨别与治疗理论的起源。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与杂病诊疗模式，为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古代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是以病为纲，以证为目。当西风东渐，汇通派医家开创中西医结合诊疗理念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中医临床应用中西医疾病诊断与中医辨证分型治疗相结合的病证结合模式逐渐形成。此种诊疗模式貌似兼取中西医学之所长，然其忽略了对于中医学本身早已存在的“辨病论治”内涵的深入探讨与研究应用。

病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因、性质、部位和体质进行综合分析和识别，然后进行疾病类型的诊断，它是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总结，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内部联系，可以揭示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疾病的症状和体征，反映阶段性疾病的本质，不能掌握疾病的整体病理规律。

因此，瘟疫的防治必须与综合征相结合，综合征是主要模式，在病因、病理、病位都明确的前提下，特殊疾病的疗效更有保障；综合征分化是必要的补充。

“通治方”是实现疾病治疗的基本途径，通过辨证论治掌握瘟疫的病因、发病机制和致病特点进行组方，对于瘟疫的核心病证，根据关键原因，而不是局限于分散的症状，这种有针对性的、直接的核心针对性药物，不仅避免了预防和治疗的关键偏差，而且可以有效地切断疾病，防止传播，保护易感人群，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大量人群。

因此，“通治方”自古以来就被用于大量的相似症状患者，以有效地改善症状，防止病情恶化。对于少数身体虚弱、病情严重的人，可以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加减综合征分化治疗，以应对因个体差异而复杂多变的疾病。

在瘟疫发病之初，及早应用行之有效的通治方抗疫，历代皆为首善之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创制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世人皆称为“仙方”。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创制“人中黄丸”治疗瘟疫。

明代瘟疫大家吴又可创制达原饮等奇方，活人无数。近现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猩红热，郭可明用白虎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还有中医药治疗非典、流感、新冠肺炎等都有使用“通治方”抗疫的成功范例。以“通治方”防治瘟疫正体现了“辨病为先，辨证为辅”的瘟疫辨治特点。